中宏观察家 宋才发
日前，中宏观察家、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宋才发教授就相关话题接受本网专访。
边疆地区最重要的特征是它的主权性
中宏网记者：近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科协副主席古丽娜尔·吾甫力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7次会议与人权高专对话时代表中国政府代表团发言，您怎么看待当前边疆治理面临的紧迫课题？
宋才发：在当下国际周边环境恶化日趋激烈的情势下，边疆地区跨境族群的国家认同感和对于国家忠诚的程度，就成为边疆地区跨境区域诸多安全问题当中，最具长期性、复杂性、特殊性和潜伏性的要害问题。边疆治理的功能集中地体现在边疆安全问题上，各级地方政府迫切需要以问题为导向，认真地梳理边疆地区的安全隐患，以区域治理的法治思维来思考跨境族群民族事务治理的相应对策；从国家区域安全的视角，综合考量跨境族群的民族事务治理问题，把跨境族群问题治理提升到边疆安全治理的实践中来。
主权性是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标志。《联合国宪章》第2条规定的“领土完整”，实质上指的就是“硬边疆”的领土主权完整。国家主权体现一个国家领土、领海和领空的永久属性。体现国家主权独立的中国完整的边疆概念，自然是包括陆地边疆、海洋边疆和领空疆域在内的完整边疆，我们这里重点讨论“陆地边疆”问题。边疆不同于通常所说的边界，也有别于濒临边界线幅员有限的边境，它泛指祖国边疆地区的省份或自治区。边疆地区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开发与否，都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主权性是边疆地区最重要、最根本的特征。“中国”概念源自于古代的“华夏”，中原华夏不仅孕育了“中国”，而且逐渐孕育和演化出一个生生不息的“大中华”。学术理论界所论及的“中国性”，不只是自然的包括汉文明，而且囊括汉文明之外的其他多民族文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正是56个民族文明交相辉映的结果。因而中华民族的中国性和民族性，是中国辽阔边疆最主要、最鲜明的特性。任何脱离边疆地区中国性、主权性和民族性特征的所谓“边疆特殊论”，都是不着边际乃至毫无根据的无稽之谈。
随着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和正在逐渐“强起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始终亡我之心不死，把中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在国际社会寻找一切借口和机会阻止中国的和平崛起。在他们看来，能够阻止中国崛起的最佳途径和最有效方式，就是在中国周边散布“中国威胁论”和“强国必霸”的论调，从外部激起邻国对中国的恐惧、敌视和仇恨心理。在中国边疆地区不断地制造事端、挑起民族隔阂和民族纠纷，尤其是利用极少数“台独分子”“港独分子”“疆独分子”和“藏独分子”，从内部破坏来之不易的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局面。因此，2013年10月中国国家领导人就在中共中央召开周边外交工作的座谈会上提出：“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维护周边和平稳定是周边外交的重要目标。”中共中央确定的“中国周边外交方针”，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集中显现“亲、诚、惠、容”的命运共同体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对边疆安全和发展的准确定位是：“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境安全。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中国边疆安全问题与发展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发展的安全，就不可能实现边疆的持久安全，边疆的繁荣发展是边疆安全和稳定的坚固保障，也是周边国家和地区实现安全的总钥匙。
近年来中国政府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一种扩大与睦邻友好国家乃至区域合作的新途径，旨在挖掘开发古代丝绸之路具有历史价值的东西，为东西方文明交流搭建一座互通桥梁，促使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逐渐形成共同的命运共同体。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广西合浦历史博物馆参观时指出：“广西是‘一带一路’交汇对接的重要门户，合浦汉代博物馆和铁山港码头，这两个地方都与‘一带一路’有着重要联系，北海具有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底蕴，我们现在要写好新世纪海上丝路新篇章。”早在2000多年以前，这里就已经是商贾云集、贸易往来繁华集镇，这些文物就是合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早期始发港的佐证。就全国整体而言，新疆是古代陆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域，福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域，广西合浦则是古代陆路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我国周边国际环境的安全，既是国家边疆安全的延伸，也是整个国家安全的大屏障。在中国积极构建与周边国家睦邻友好关系的时候，不能不留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给中国制造各种障碍；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上，不遗余力地进行赤裸裸的挑拨与挑衅。中国政府和人民不能不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不断更新和加强边疆地区的安全思维。
边疆治理中跨境族群国家认同的功能与路径
中宏网记者：结合您的前瞻研究成果，您对当前形势下，加强边疆治理中跨境族群国家认同与路径有何思考或建言？
宋才发：一是跨境族群的国家认同是边疆治理的核心。国家认同是公民对所属国家的承认、认可、赞同、归属和自觉。国家认同是一个政治概念，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被引入中国政治学领域。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国家认同说到底就是对中华民族的国族认同。它折射出中华民族56个民族成员，对于自己所属国家的承认和忠诚，发自内心的认为自己是归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从骨子里确立了维护国家统一、捍卫国家主权、保卫国家领土完整的政治自觉性。国家认同的法律意义和政治价值在于，它从属性上规定了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群体的政治性和民族性，在空间领域和范围内确立了强烈的文化性，这是一种用无形的纽带将不同民族群体、不同地域中的不同的人们团结在一起，因而它是一种比过去其他形式高得多的高层次认同。从民族群体意义上讲，国家认同是在有多个国家政治实体的状态下，公民可以依据自己的国家认同感，在经过区分和严格甄别的基础上，自觉地树立对自己国家的真实归属感、民族尊严感和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国家认同的功能作用，体现在它可以直接提升公民政治身份、实现当家作主的权利；可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社会的激励、规范和整合功能；可以帮助国家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政令统一；可以促进中华民族团结、进步、和谐与发展；有利于实现所有公民个人都能够得到全面、健康、自由的发展。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来说，国家认同危机也是存在的和不可避免的。从国家治理权力基础的视角看，边疆地区治理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义不容辞地担负着“对内拱卫国家核心区域、对外辐射周边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的重大职责”。边疆地区跨境族群的治理问题，严格地说是一个区域治理问题，属于边疆安全治理中的一个“子课题”。各级地方政府应当充分尊重跨境族群和跨境居民提出的合理诉求，把跨境族群治理从原本牵涉到历史和国籍等复杂的认同问题，转换为一般的社会性和现实性问题，以降低跨境族群治理的政治敏感性，从跨境居民基本的“生活场域”入手解决复杂的边境安全问题。各级政府必须警钟长鸣、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始终做到趋利避害、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尤其是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情势下，着力加强和提升跨境族群的国家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是当下边疆治理的核心工作和突出任务，对稳疆固边、民族团结和边疆安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是制约跨境族群国家认同情感的因素是多维的。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范围里，任何时候都需要正确处理好“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两者之间的关系。从政治因素方面看，国家认同的核心是跨境居民对国家政权的认可、拥护和服从。同源跨境族群尽管在血缘、情感诸多方面，与邻国跨境族群具有显著的相通性，但他们对个人的政治身份认同、国家归属认同，则是泾渭分明和不存异议的。即是说在通常的情况下，跨境居民不存在对彼此国家都有认同感和归属感的情况。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候会由于政策执行不到位抑或政策失误，致使跨境族群对自己的文化身份与政治身份产生模糊意识，进而引起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矛盾与冲突。有时候也会由于受到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所处社会地位以及民族政策执行方面的消极影响，习惯用来自于邻国同源族群的待遇情况作为参照系，致使自己在政治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坚定性上发生摇摆。从经济因素方面看，由于地处偏远、土地贫瘠、人们的经济收入水平比较低，跨境居民的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相对于经济发达地区较大的差距，他们在享受国家资源配置与政策支持方面，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处于相对匮乏的弱势状态。这种状况如果长期得不到实质性的解决，尤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内容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就有可能诱发跨境居民对现实政治制度和现行政策的不满情绪，进而导致这部分跨境居民对自己身份认同的质疑和国家认同的弱化。这种心理失衡并非全部在于物质条件上的绝对差异，而主要体现为他们对于期待得到的与已经获得的之间产生心理落差。相对于在非常时期多数跨境族群而言，“贫困可以成为分离的理由，富裕也可以成为独立的借口。”这也即是说，边疆地区跨境族群经济发展水平与国家认同程度，既具有正相关的关系，又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关键在于这种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促进了文化传统与国家认同价值观相融合。再从文化因素方面看，边疆地区跨境族群的国家认同与其文化意识具有变迁性和共通性，族群文化通常是以其历史、信仰、习俗等复合体形式，对跨境族群成员进行自我身份定位的。境内外同源跨境族群在文化渊源、传统习俗诸多方面，也都保持着抑或沿袭着历史的共通性。这个特殊性既有助于促进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化交往与交流，也可能因之造成本国跨境族群出现心理相互防范、民族与国家离心倾向产生的紧张局面。同时族群文化不同于政治边界以及政治身份那么稳定，在实践中往往呈现出动态的变迁性，文化边界会随着居民居住的传统地域，通过大众媒体不断向周边扩散，最终影响和波及到跨境群体的国家认同程度。
三是探索增强跨境族群国家认同情感的基本路径。增强边疆地区跨境族群国家认同意识与坚持国家主流意识是一致的。56个民族中的每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每个公民都是中国这个不可分割整体中的一分子。中华民族共同体从来不以牺牲某个少数民族群体的利益为代价，始终坚持在维护各民族利益的基础上，共同营造和谐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因此，在边疆地区开展增强跨境族群国家认同的爱国主义教育，既要坚持“民族团结”的实践基础，又要坚持“文化认同”的法治原则，这是由边疆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结构决定的。只有当边疆地区跨境族群牢固地树立起中华民族自豪感的时候，他们才会自发地张扬自己的公民身份，自觉地履行定居边疆、开发边疆、守护边疆、巩固边疆的天职。针对边疆地区跨境族群政治身份认同的一元性和排他性要求，边疆地区各级党政领导，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国家主流意识的主体地位，旗帜鲜明地反对和遏制“泛民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边疆地区所有居民共同的、唯一的主导价值体系。少年强则国家强，必须加大对跨境族群子女的国家认同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前途理想教育，将对跨境族群青少年进行的国家认同教育，作为抵御境外敌对势力渗透、维护国家主权统一的基本路径。具体地说，需要从如下三个方面下功夫：（1）针对同源跨境族群在不同国家作为主体民族而形成的比较落差，各级地方政府在组织对跨境族群进行国家认同教育的时候，应当关注跨境居民文化身份与政治身份的共通性，强调跨境居民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一致性，引导受教育者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和法治观。在对边疆地区青少年进行国家认同教育的时候，要提升他们对本民族历史、国家历史的全面了解和认识，增强他们对其民族成分、公民身份正确的、理性的思辨能力。（2）各级地方政府要尽最大努力改善跨境区域的办学条件，结合贫困区域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实践，杜绝适龄读书儿童因贫辍学、因病失学，从根本上阻断绝对贫困的代际传递。尤其要让跨境族群的青少年一代在文化课学习的过程中，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变迁历史，熟悉家乡的风土人情和当地语言，增强对家乡和民族的热爱，进而树立坚定的国家认同观和正确的民族观。（3）针对少数跨境族群简单地把本民族传统文化同中华民族主流文化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的实际情况，各级地方政府要正确引导跨境族群坚持动态整合的文化发展理念，着力培养他们全球视野跨文化的吸收能力和理解能力，帮助受教育者从历史变迁的整体性视角，充分认识本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塑造和培养青少年一代的爱国主义情怀。进行跨境族群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一定要打破跨文化理解教育仅限于跨境学生的狭隘思维，注重培养青少年一代求同存异的理性文化观念，帮助他们树立全球视野的跨文化认知能力，引导青少年一代自觉养成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学习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