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官审理借贷纠纷，被指枉法裁判，遭举报不停

       案件缘起：帮朋友单位“小金库”放贷惹官司

       据田华提供材料，他与刘红云是朋友关系。2013年，刘红云系尧都区文化和旅游局工作人员，时任山西帝尧旅游文化中心办公室主任。当时刘红云找到田华，说她单位有个“小金库”归她管，可以把钱弄出来合作放贷赚钱，要田华找客户，田华答应合作。后刘红云为掩人耳目开展放货业务，于2013年11月注册成立了鑫亿投资担保有限公司临汾分公司，并任分公司负责人，公司地址为临汾市尧都区平阳南街108号三和家园西区10号楼004号门店。合作期间，田华帮助刘红云获利不少。

      让田华想不到的是，2019年，刘红云向尧都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田华归还借款本金117.35万元本金及利息。尧都区人民法院以(2019)晋 1002 民初7580号民事判决书判令驳回原告刘红云的诉讼请求。刘红云不服提出上诉，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0)晋10民终551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撤销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2019)晋1002民初7580号民事判决书”，发回临汾市尧都区人民法院重审。发回重审后，刘红云变更诉讼请求，请求判令田华立即归还本金694500元，自2013年12月12日至2019年10月18日的利息332995.84元，共计1027495.84元及自2019年10月18日之后的利息。经审理后，尧都区人民法院以（2020）晋1002民初7756号民事判决书判令驳回刘红云的诉讼请求。

       据田华提供材料，在第一次审理时，他即拿出证据，证明其总计给付刘红云569.15万元，把利息全部算上，都超过了刘红云第一次诉讼所主张的352.35万元本金及利息。第二次重审时，刘红云把一笔他朋友李秀东借的100万元的承兑汇票和只有银行取现记录的一个10万元、一个4万元安到了田华头上。刘红云提供的证人证明，被当庭拆穿为伪证，这一杜撰的事实没被法庭认可。

       诡异的是，刘红云再次上诉，二审争议焦点：一是田华是否有借刘红云 100 万元承兑汇票的事实；二是借款利息的约定；三是田华给刘红云车辆抵顶欠款是按照26.8万元计算还是按照20万元计算。审理后，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晋 10 民终 1386 号民事判决，全面支持了刘红云的诉讼请求。

      田华认为，临汾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田亚欣作出的(2021)晋 10 民终 1386 号民事判决，在认定事实方面存在严重错误，明显袒护刘红云，涉嫌违法裁判。

   指控理由：“糊涂”法官判决认定事实不成立

       田华认为，二审判决认定他借刘红云 100 万元承兑汇票的事实及 14万元现金的事实不成立。理由如下：

       依据(2020)晋 1002 民初 7756 号民事判决书查明的事实和张海鹏当庭辨认由刘红云出示的照片时，出现拿承兑汇票的人与在承兑汇票签字的人不一致的情形，说明张海鹏在说谎。

       根据在案证据显示承兑汇票复印件上是李正国签名的收条字样，再结合张海鹏的证言是虚假陈述的事实，可得出承兑汇票根本不是田华给李秀东的。

       刘红云提供银行流水显示，李秀东于2014年1月17日、2月18日、3月20日、4月22 日向刘红云支付利息。结合承兑汇票复印件上并没有田华的签字，证明是李秀东向刘红云借了100万元承兑汇票。

        刘红云提供的多份电话录音，仅能证明田华是在帮李秀东还款，但不能证明田华借了刘红云100万元承兑汇票的事实。

       据田华称，一般他寻找到需要借钱的客户时，都是以田华的名义向刘红云打借条。该案争议焦点100万元承兑汇票出借的事实，庭审中刘红云已承认是其直接主动交给李秀东的（卷93页），结合刘红云提供的承兑汇票复印件上是李正国签名的收条事实，证明李秀东并非田华介绍的客户。

       庭审中，刘红云说“截止2014年6月20日还发生过9笔借款，被上诉人逐笔归还了借款本金，双方 100万元的借款仅此一笔(指承兑汇票的这一笔)”，这与刘红云提供的证据“2014年1月15 日刘红云出借给田华100万元(转款显示是818000元这笔款项)”是相互矛盾的。

       由此看出，临汾中院认定田华有借刘红云 100 万元承兑汇票的事实是错误的。

       同时二审中刘红云提供证据材料目录显示：2014年1月15日刘红云出借给田华的100万元（转款818000元），系刘红云向宁涛处拆借，刘红云于2015年4月18日归还宁涛60万元，剩余40万元由田华直接归还宁涛。该笔借款本金尚有60万元田华未归还刘红云。而另一张同样由刘红云提供的田华向刘红云还款明细表显示，田华分2次共归还宁涛70万元。是她认可还宁涛70万元。显然，凡对刘红云有利的证据，临汾中院审理时就采信，否则就不予采信。

       田华另称，临汾中院判决书14万元认定是不符合法律规定和日常逻辑的：首先，刘红云自认田华向其给付518.95万元，这是意思自治表现，符合法律关于自认的规定。但对14万元借款田华并未认可，且在案证据仅有刘红云的取现记录,没有其他任何证据可以证明14万元是出借给了田华。其次，临汾中院采信山西威尔思会计事务所《关于刘红云与田华民间借款本金及利息专项审计报告》涉程序违法。一是该《审计报告》中的注册会计师的年检日期为2019年的3月1日，但《审计报告》出具的时间为2020年12月10日。没有年检过的注册会计师是没有资格做鉴定的。二是该《审计报告》没有经过法庭质证，就认定田华借刘红云14万元，程序不合法。所以，临汾中院认定田华向刘红云借款14万元缺乏证据证明。再次，《审计报告》出具方山西威尔思会计师事务所明确说明：“我们不对相关记录和原始单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任何实质审查，相关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由委托人负责，如因本次审计资料不完整、不准确、不真实导致本次审计结论失真，与本所及本报告签字注册会计师无关”。就是如此不负责任的审计结论，二审法官田亚欣庭审时不作调查，全面采信，一边倒倾向刘红云，显属枉法裁判。

       专家观点：适用法律错误显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

       据田华向知名律师咨询：临汾中院判决书是依据《民诉法》170条第二项：“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的，以判决、裁定方式依法改判、撤销或者变更”作出的判决，但该案适用法律错误。

       一是判决书违背《民诉法》64、65条及《民诉法解释》90条之规定，强行依据《民诉法》172条错误。案中刘红云应当对其提出的主张提供证据，但刘红云并未提供相关证据证明田华向其借款100万元承兑汇票及14万元的证据。对此事实，尧都区法院两次一审均已查明，可与二审庭审笔录相互印证。所以，刘红云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即临汾中院应驳回刘红云的诉求。但临汾中院却违背法律规定，强行判定田华承担还款责任，是一种渎职枉法行为。

       二是判决书违背《民诉法》76条及《民诉法解释》121条之规定，强行采信山西威尔思会计事务所《关于刘红云与田华民间借款本金及利息专项审计报告》错误。刘红云向法院提交的《审计报告》是单方行为，并未得到田华和法院的同意，而临汾中院在审理中并未对其质证，也未查明《审计报告》的形式是否合法，就强行认定100 万元承兑汇票系田华所借，强行认定14万元系田华所借，是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

        三是判决书违背《民诉法解释》104、105条及《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85条之规定，未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核证据，没有依据法律的规定，遵循法官职业道德，运用逻辑推理和日常生活经验，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本案在案证据显示，刘红云提供的证据与田华提供的证据，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和逻辑，田华所说具有高度盖然性，判决应对田华有利，但临汾中院的法官作出的判决，明显违背法官职业道德。

       据田华反映，刘红云与临汾中院的法官田亚欣是洪洞老乡。二审裁判后，有当地人提醒田华：你不要告了，刘红云的关系很硬，弄不动。田华认为，如果容忍田亚欣法官的枉法裁判行为，就是对法律的亵渎！任由这样的法官颠倒黑白，长此以往，人民法院的公信力将丧失殆尽。田华决心向各级纪监部门继续举报，以期查处并纠正田亚欣法官的枉法裁判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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